回国这件事，我一开始想都没想过。朋友跟我谈起如果能回国一定要趁早的时候，甚至有些嗤之以鼻：来都来了，还做逃兵不成。我心想这事有多难，不就是呆家里，不出门，轻症的时候赶紧吃药，压下去就没事了。加上莲花清瘟胶囊是我的常用药，家里至少备了三盒，我就没怎么虚。还听朋友建议，屯够了够一个月的食材（现在它们还在冰箱里，难受）
让我决定回国的因素有两个：
其一是我室友。她有一天戴口罩上街被十来岁的黑人小孩用铅笔戳眼睛，再之后她就怕戴口罩上街被人打，于是就一直没有做任何防护措施地出门。我心想，要凉，哪怕我做好防护措施，天天宅在家里，隔壁住着个心大的姐姐，我也顶不住。
其二是学校关闭校园的决定。因为我的专业原因，我对学校的设备依赖性非常的大，学校关闭校园不提供设备，让我失去了留在美国的意义。所以当时情急之下，决定回国。
纽约JFK机场
回国的经历要从买票说起。一开始买的是南航纽约直飞广州的机票，两天之后收到电话，机票取消。然后打电话咨询航空公司，当时南航飞广州的机票，一直取消到三月底。原本热门的转机路线，我手头上的签证根本没办法行得通。情急之下，我委托黄牛定了在福州转机的机票。因为当时大量国内航司的机票被取消，我做好了这班飞机也会被取消的准备。如果我航班被取消，我就收拾行李去亲戚朋友那里借住些日子。所幸我的这一班航班到最后都没有取消，我还是成功离开了。
到纽约JFK机场的时候，其实机场已经开始严阵以待了，一些西班牙裔的机场工作人员已经带起了口罩。那时候纽约一七百多例，我居住的小区里也有病例，所以去机场的时候，基本上排队值机的人没有不带口罩的。还有不少是整套防护措施都做好的。
在值机前要测体温，37.0-37.3的需要重新测体温，再测还是这个区间内或者更高的，就不能上飞机。第一次测体温37.3以上的，就连第二次机会都没有了。所以有一部分乘客由于把自己裹得太严实，导致体温过高，就不得不改签。
到安检的时候可以明显看到，外国航司的空乘也佩戴了口罩，看得出来整个肯尼迪机场算是严阵以待了。
再到登机之后，我就开始睡觉了。说实在的我在飞机上还挺能睡的，断断续续地，没睡十五个小时也睡了十三个。期间醒了几次是因为被叫醒测体温。飞机上不提供正常的餐食，唯一有的就是几块巧克力棒，饼干，面包和两瓶水。空乘中途会来问几次，叫大家都带口罩，没有口罩的会发医用口罩，还可以换。
洗手间也不像平时那样可以正常使用：在不用的时候开紫外线，需要使用的时候找空乘开门，与此同时空乘会发一对平时吃披萨的那种手套，让你带上了才可以进去。
值得一提的是，飞机上有婴儿和孩子，很多家长把自己的小宝贝裹得严严实实的，但的确口罩一直戴着并不舒服，小孩子哭的是一个比一个惨烈，基本上从上飞机到下飞机，十六个小时没有停过。
飞机上虽然说是全程最危险的地方，但也没有想的那么严肃，到后面我甚至都有点无所谓的态度了。毕竟十六个小时说是坚持下很容易，但最后也会变成能怎么样就怎么样了。没有想象中痛苦，但也并不舒服。
到了福州小城市，入境直接在机场做核酸测试，先填表，再根据表上信息盘问，边盘问边测体温，测完体温测核酸。
核酸测试其实没有什么，一条长棉签在喉咙里撩几下，不疼也不怎么难受，就是有点点恶心（生理上的），但也很快就结束了。随后我们就被分流成中转和本地。中转的就统一送到一个酒店里，单人单间办理入住，等结果。
其实上飞机前我已经做好飞机上肯定有人出事的打算了的。一个红衣服的阿姨，从我在JFK见到她的时候，她就骂骂咧咧的，急匆匆赶着要走，下飞机被人盘问的时候支支吾吾模糊具体地址，问题都没问完她直接回答“没有没有没有”。我斜后方一个阿叔，从上飞机一直咳咳到下飞机，空乘来了她就憋着，空乘走远了他继续咳，我看他一眼他还瞪我。还有值机的时候看到一个小姑娘体温检测不合格，她父亲直接一个人飞走了……桩桩件件让我觉得飞机上，至少这一班航班肯定是有问题的。
果不其然，第二天整一天没有收到任何可以离开的通知。到了第三天，才有风声说有朋友收到消息可以离开了。那一天特别的紧张刺激，陆续有朋友收到消息可以离开。而我，收到了一支体温计。“现在每天早上要量体温哈，早上十点一次下午三点一次，量完跟前台说。”我心凉了一截，之后不久我收到了通知，叫我坐三点的航班回广州。
回广州这一乘航班，我们是被单独分开的，与普通乘客空出一排。每排只坐两人，分别都坐在窗口位。回到广州后被单独带到境外人员的入境处，再分区。分区之后被带到各区的隔离酒店，再做核酸检测。
按照当前的新规，应该是所有阴性的入境者都要在酒店集中隔离十四天，而且具体去哪个酒店，住什么样的房间，根据当前酒店剩余房间数量统一调度。
伙食的话取决于每一个不同的酒店，有一些酒店允许点外卖，有些酒店强制你买它的meal plan。但根据朋友圈反馈的就是，酒店的餐饮大多分量少且价格不合理，不如自己点外卖来的合算。而且提供餐饮的时间段是有限制，按北京时间的作息来，就使得我这种凌晨三点爬起来上课的人，三更半夜饿得慌。
酒店虽然收不了外卖，但是可以收快递和父母送来的东西，所以家里会煲好汤、粥或者糖水打包给我。也可以网购一些零食啊泡面啊什么的半夜充饥。
一天大概查两次体温，都是用电子枪。穿着防护服的医护测完体温后，不把数值给你看例行提问“有没有哪里不舒服，咳嗽，喉咙痛，乏力什么的？”每问一次我心里就紧一下：别是我有问题吧，别是我发烧了吧，别是我体温不正常吧。这么一问搞得我本来坚定的“没有问题”，变成了思索一下，再回复“呃好像没有，我……体温不太正常吗？” “好着呢，36.5，你有不舒服一定要跟我们说哦~”
隔离酒店的槽点其实非常多，虽然上面有提到，但还是在这里重新罗列一下：
其一，作为酒店，虽然是特殊时期的隔离场所，但交的是住酒店的钱，却享受不了住酒店的服务，所有的卫生需要自己搞，床单被套浴巾一律不换。刚住进酒店的时候，我跟酒店说没有椅子，酒店说客房部不提供，你要用的话你可以自己网购，最好买折叠的。听得我是一楞楞的。
其二，酒店的卫生其实是一个非常严峻的问题，虽然这并不是单单隔离期才有的问题。我在广州入住的酒店在同类酒店里面算价格比较高的了，前两天父母送来了拖把，我顺便拖了一下地，单单浴室一个小房间，拖完整个拖把都是黑色的。我用两张厨房湿巾继续抹地上的污渍，很多都是陈年旧账了。冲凉房墙壁上有黄色的沐浴露的凝结和之前房客的头发，和瓷砖的纹路融为一体，不仔细看根本留意不到。房间里的摆设上面积灰严重，还有衣柜里的蜘蛛网和衣柜门轨道里的积灰，很多细节的地方是平时住酒店根本不会留意到的，但的确存在的卫生问题。我住的酒店算好了，都尚且如此，可想而知其他价格稍微实惠一点的酒店的卫生如何。
其三，即是餐饮问题。份量小，价格不合理，且水平参差不齐。我第一天在福州住酒店的时候，能感受到那一餐的餐食基本都是罐头产品。鱼，油的妈都不认得；一个不知道是鸡还是鸭的肉类，看起来像是从真空包装里面拆出来的产品，唯一能吃的是青菜，那是比较新鲜的东西。
第二餐明显有了改善，但是菜式仍然要么辣要么咸，米饭根本不够。虽然达到了三菜一汤一水果的标准，但同样的餐食的市场价格远低于此。到了广州之后酒店会问我忌口，食品质量有了明显改善，但是仍然每道菜的水平参差不齐。据我了解，我算是比较好的了。有些同学的早餐是一块面包和一瓶牛奶，五块钱不到的成本，可餐费要一天一百元。如果不够吃，想要吃多一点，那么就要交两份的钱。明显不合理的价格，却是强制性消费，可想而知他们的怨气从哪里来。
很多人会评论说特殊时期特殊做法，有的给你吃给你住就不错了，你还想要求这么多？但我个人认为，特殊时期并不是一块遮羞布，疫情也不是强制不合理消费的挡箭牌。我付了足够的钱，你也要提供相应的服务，而不是哭诉说现在的孩子不懂得感恩，现在的孩子过分娇气。集中隔离场所有它的特殊性，但这种特殊性并不足以作为有恃无恐的糟糕服务的支撑。
这两天政策一天天地收紧，朋友圈里更是一日日怨声载道，有说留学生难的，也有说开学难的。
每一条留学生回国的vlog下面，大家都在评论“万里投毒”，而留学生们每发的一条消息里面都在存在着严重的断层感。双方过度强调自己的不容易，强调“我不知道别人是什么样的，但我自己看到的是这样的”，强调“我委屈我难受，你能不能站在我的角度为我想想”。双方都不愿意退让，故而矛盾愈发激烈。由于国内持“反对海外中国人回国”意见的人偏多，所以导致了单方面对海外人士的舆论霸凌，这也同时助长了“将不合理行为用特殊时期的幌子合理化”的风气。
在这个特殊时期，我感谢我能够回家，国家也提供了相应的措施予我一个容身之地。我感谢奋斗在前线的志愿者，感谢仍在各个岗位上工作的工作人员，但这些并不能说阻止我向国家建言献策。我们的优点虽然熠熠生辉，但是其中的瑕疵仍是不少，虽然说瑕不掩瑜，但是无瑕的宝玉难道不是更好吗？
再谈到断航。我其实是不支持的。当时武汉疫情最严重的时候，国外封锁国内的时候，一众中文媒体斥责他们不够仗义，再到自己封锁别人，就是保护自己国民了。这不是严重的双标现场嘛。
各国从武汉撤侨的时候，大概是二月初，那时候全国的确诊病例是一千七百例，而现在纽约市的确诊病例是两万六千人，是当时各国从武汉撤侨时的十几倍，非要说没有达到撤侨的标准，我觉得是不行的。
而与此同时，国内似乎把“境外输入”变成了一道有轨电车难题，营造出一种，“有境外输入必死无疑”，“海外人士入境就是对我们抗疫成果的破坏”的舆情，做出一种似乎是权衡利弊之下壮士断腕的氛围，企图让受保护的国内的十四亿中国人替他们发声。可问题在，这件事情根本就不是轨道上的电车，只有“有他没我，有我没他”的两个选项，也不是没有更好更合理的解决方案，只是大家似乎陷入了一个“你再提意见，再提改善方案就是多事”的怪圈，最后互相劝导“肉食者谋之，又何间焉？”
